在中國科學家博物館的展廳內，靜靜陳列著三頁泛黃的紙張，這是高守一關于1961年廣東省副霍亂流行的病原學問題的手稿。每一行字跡、每一個數據，仿佛都在訴說著那段與疫情賽跑的緊張歲月。
▲高守一關于1961年廣東省副霍亂流行的病原學問題的手稿（來源：中國科學家博物館）
初識霍亂
1950年，從中國醫科大學畢業的高守一，留校擔任微生物學助教。4年后，因預防醫學事業發展需要，他被調入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流行病學研究所（現在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
1959年，高守一迎來了人生中一個關鍵節點。當時，世界上霍亂流行最嚴重的地區在印度和孟加拉國，印度在霍亂防治的實驗室和病原學研究方面經驗豐富。作為交換學者，高守一被派往印度衛生研究院進修霍亂防治工作。
在印度期間，高守一全身心投入研究，他時刻銘記：“我們國家科學技術不發達，國家經濟、人民生活都還很困難，為了國家建設事業，為了人民健康，還克服困難選送人員到國外進修學習。自己一定要分秒必爭，抓緊進修，絕不辜負祖國的期望”。
▲1960年高守一(前排最高者)在印度加爾各答植物園留影（來源：中國科學家博物館）
抱著這樣的信念，他爭分奪秒學習，大部分時間都在查閱資料、做實驗或到疫區考察。終于，他在運用Mukerjee霍亂噬菌體分型法對加爾各答自然水中分離的霍亂弧菌進行分型時，一個重要發現就此誕生。他察覺到水中埃爾托型菌株對第Ⅳ組噬菌體普遍不敏感，而古典型菌株卻全部敏感。憑借著敏銳的科研洞察力，他提出可用這個噬菌體對這兩型霍亂菌株進行鑒別。
這一發現，為后來的霍亂防治工作打開了一扇關鍵的大門，也讓高守一與霍亂的緣分愈發深厚，自此開啟了他在霍亂防治領域的征程。
防治霍亂
1960年7月，高守一學成回國。不久后，由埃爾托型霍亂弧菌（EVC）引起的埃爾托霍亂世界大流行開始。此次霍亂大流行比之前由古典型霍亂弧菌引起的霍亂世界大流行波及范圍更廣、持續時間更長。
1961年，我國廣東陽江發生輸入性霍亂疫情，高守一第一時間趕赴現場。他運用在印度期間的學習研究成果，首次用第Ⅳ組霍亂噬菌體進行實際鑒別。經過嚴謹的檢測，結果證明病人菌株均為埃爾托型，而非古典型，由此確診此次疫情為EVC引起的埃爾托霍亂，也就是副霍亂。這是中國首次發現的埃爾托霍亂。
此后，哪里有霍亂疫情，哪里就有高守一的身影。
1964年，南疆地區首次暴發副霍亂，疫情波及喀什、阿克蘇地區和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等地的十余個縣市，發病1331人，死亡101人。高守一帶領團隊第一時間奔赴新疆，夜以繼日工作，參與疫情的確診、防治，直至將疫情成功控制。
1965年，他又組織霍亂實驗診斷研究協作組赴天津進行霍亂防治工作，在塘沽一帶，團隊成員每日都到各個水體采樣，為防控工作積累了大量一手資料。經過全國上下的大力防治，1965年我國霍亂疫情基本得到控制。
▲1965年霍亂實驗診斷研究協作組留影，前排左2為高守一 （來源：中國科學家博物館）
在一次次深入疫區的過程中，高守一沒有滿足于控制疫情。他對現場采集的珍貴菌株樣品進行充分實驗研究。經過多年的科學研究與驗證，1971年，高守一正式提出埃爾托霍亂弧菌存在流行株和非流行株兩類菌株的觀點，并指出對流行株應按霍亂菌對待，對非流行株可按一般腹瀉菌對待。這一觀點的提出，從根本上解決了長期以來防疫工作中的困惑，不僅極大地提高了防疫效果，還節省了大量人力物力，避免了以往一概按霍亂處理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政治影響。
進一步研究霍亂
為了更高效地檢測霍亂弧菌，1973年，高守一和同事們經過不斷嘗試，篩選出慶大霉素作為腸道菌的抑制劑，成功研制成霍亂選擇性分離培養基。這是國際上首次應用慶大霉素作為抑菌劑的選擇性培養基。經實驗室和現場考核，EVC在此培養基上生長快、菌落大、數量多，大大提高了檢出率，還能快速檢菌。經過進一步改進并制成干燥制品，該培養基更便于基層單位使用。與國外使用最廣的“TCBS瓊脂”相比，在多項指標上都更具優勢。
▲1992年9月14日，原流研所霍亂實驗室工作照，中間為高守一（來源：中國科學家博物館）
1994年，高守一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即便榮譽加身，他依然保持著對科研的熱情與專注。20世紀90年代，霍亂在世界范圍內仍繼續擴大傳播，高守一持續關注著霍亂的研究動態。他帶領團隊開展中國O139群霍亂弧菌的分子特征和分子流行病學研究，為應對新的霍亂挑戰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在培養人才方面，高守一同樣不遺余力。他要求年輕人深入現場，密切結合實際解決疾病防治中的重要問題。對于研究生的科研選題、設計、實驗及結果分析，他都給予具體指導。研究生的論文，他逐字逐句修改，每一個數據、標點符號、引用文獻都仔細審閱。在他的悉心培養下，眾多青年才俊成長為我國醫學衛生領域的中堅力量。
2011年，高守一因病逝世，享年85歲。但他為我國霍亂防治事業所作出的貢獻，永遠銘刻在醫學發展的史冊上。
來源：中國科學家博物館
